70年代的性冲动:“文革第一淫书”手抄本流传民间,至今作者是个谜

70年代的性冲动:“文革第一淫书”手抄本流传民间,至今作者是个谜

2018-01-04历史女老师

因在街头接吻,被抓进牢里去的事,现在应该没有多少人相信了,不过,这却是真实地发生在三十年前。在70年代,爱情是严重的“违禁品”,“性”则尤甚。就是在这样的时代,却有一本名叫《少女之心》的“黄色”手抄本在民间广泛流传,它是很多人能够找到的、流传很广的性启蒙读物。

为了读到它,青年们会背负道德重负,甚至牢狱之灾,尽管三十多年后的今天,有着赤裸床戏的《色戒》已能在电影院上映,隆胸广告中的女郎也能够在任何一个时段向电视观众搔首弄姿。这早已不是一个谈性色变的时代,《少女之心》的黄色神秘感已经逐渐消退,人们发现,《少女之心》的描写,其实并未超出《赤脚医生手册》中有关生理卫生知识的介绍。

抄《少女之心》抄肿了手

《少女之心》,又名《曼娜回忆录》,讲述的是主人公曼娜和表哥少华、同学林涛之间的三角恋情,曼娜有着遏制不住的两性冲动,在性和心灵方面对男性有深刻的渴望。《少女之心》自70年代起开始在民间传播。

上海学者朱大可读过十几个版本的《少女之心》,他最早接触是在1974年。“当时我还在念中学,已经不大记得是谁传给我的,拿到书后,我立即套上毛选的书皮,这样会安全些。”

 “当时我们读书非常快,通常是晚上八点左右,书被一个人送达,第二天早晨八点,书就会被另一个人取走。我往往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,在15瓦的灯泡光亮下,我总是能够在下半夜之前先把全书浏览一遍,再用剩下的时间细读一些重要的章节。天亮的时刻,当我交出上百万字的大书,就像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。筋疲力尽,但心情很愉快。”朱大可读到的《少女之心》,篇幅不长,不到一万字,平时练就的速度,让他没花多长时间就读完了全书。

 “我当时并没有想过去把《少女之心》抄下来,有些同学秘密地传抄,甚至为此手都抄肿了。不过,抄《少女之心》的人并不太多,大家也都是看过就算了,很大一部分是抄《唐诗三百首》和王力的《诗词格律》,即使是这些书,也都是违禁品,属于‘封资修’”。

在当时的手抄本中,《少女之心》是唯一直接描写性行为和性器官的,甚至被称之为“文革第一淫书”,这让朱大可有偷食禁果的感觉。“在那个年代,马路上一对情侣谈恋爱,都会被抓起来,接吻、拥抱的亲密动作,在公共场合都是流氓行为,严重违法。读《少女之心》,更是冒险行为,若被抓住,要受严重处分,尽管如此,大家还是都敢冒这个险,青春期的那种渴望,是怎么也禁锢不了”。

在朱大可所在的中学,他认为大多数人应该都看过《少女之心》,流传非常广,因为说起曼娜,大家都是心领神会。不过,《少女之心》并没有普及到人人皆知的程度。张宝瑞是“文革”手抄本《梅花鞋》、《一只绣花鞋》的作者,他当时正在北京铁合金厂当炉前工,没有读过《少女之心》。不过,他讲了一个细节:“在工厂值夜班时,我发现总有一些人喜欢在休息室的隐蔽处神侃,后来打听才知道,他们说的是《少女之心》,我当时比较传统,作为生产班长,还出面阻止了他们”。

这些阻止行为并没有阻止手抄本的笔笔相传,被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。“手抄本通过各种路径,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,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,又到东北军垦,被在山西、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……”《少女之心》在当时甚至引起了轰动,到了1975年年初,姚文元还因为《少女之心》这一“淫秽”手抄本的广泛流行,特地颁布了“围剿‘文革’手抄本”的命令。

跟着曼娜普及性知识

不过,围剿并没有让《少女之心》的流传受阻,甚至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本书,其实,也有很多人急切地想读到它,需要它。

  “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所处的时代那样,在书和生命之间也能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。”朱大可在中学时期的几次聚众打架,不为了别的,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,他们甚至为此还成立了帮会。最激烈的一次,动了刀子,结果对方落荒而逃,第二天,书被中间人送了回来。

  “当时是一个书荒的时代,书店也都开门,但是卖的都是毛选,公开出版的是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,《西沙之战》,鲁迅的小说如《孔已己》、《阿Q正传》,还有八个样板戏”,张宝瑞认为,当时大家无书可读,应是手抄本流行的原因之一。

不过,《少女之心》对作家摩罗而言,更多的是知识普及所带来的欣喜。摩罗的高中两年(当时高中为两年制)是在一个闭塞的小镇度过的,在小镇上,他很难获得外界的讯息,能读到的书更是有限,接触到的手抄本只有两种,一种是《陈毅诗选》,另一种就是《少女之心》。摩罗至今都认为《少女之心》能够传到小镇,是一件奇怪的事情。

摩罗读到的版本很短,大概不到五千字,“有人把那些枝枝蔓蔓的内容都删掉了,只抄最直接的性描写,接触到这些内容的时候,心里有点不放心,特别小心,尽量不要让老师知道。当时是1978年,已经没有了什么恐惧感。”《少女之心》是摩罗接触到的第一份关于性的知识介绍读物。“当时因为太禁锢了,性方面的知识不能正常地传播,所以,那个作品等于承担了一个介绍性知识的东西。我当时读的版本是抄在一个学生的作业本,读完,也没有想过抄下来,我还是觉得文学性太差。”

《少女之心》是作为黄色小说传播的,不过,摩罗认为,《少女之心》谈不上是什么黄色小说,在《少女之心》里面,还写了那种青年人由于对性知识的不了解,造成的那种不必要的恐慌,而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。

《少女之心》中,少华跟曼娜一起拥抱后,他们双方都觉得这下子完了,曼娜要怀孕了。摩罗在一次讲座中,就曾向在座者讲起他所读到的《少女之心》的片段:“他们穿着衣服拥抱过一次,就以为要怀孕了,很恐惧。后来又仔细地想,少华说我们穿着衣服大概不会怀孕,如果不穿衣服两个人这样抱着、贴着通气那可能要怀孕。所谓的通气,他理解为肚脐眼、双方肚脐眼会通气,后来每一次约会,曼娜就找两张伤湿止痛膏,自己先贴好一张,到了那个约会的地点,给少华贴好一张,然后他们就拥抱在一起,享受这种亲密的愉快。后来他们就有了性生活,可能他们认为现在把肚脐眼封死了,已经没有这个眼来通气,不会怀孕,不会有承受不了的后果发生。”

实际上,当时的性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。1973年,周总理曾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询问实施性卫生教育的情况。并且要求中学教材上不仅要有这一章的内容,而且在讲课时应有大幅彩色男女生殖器的挂图,便于形象说明。尽管当时中学二年级的《生理卫生》课本有“生殖器官”这一章,还加了插图,但在大多数中学,仍未讲授。

作者到底是谁,一直就没有人清楚

因为在民间的不断传抄,在情节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动,甚至每个人读到版本会相差甚远。比较十几个版本,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印记,当时80年代流行的衬衫也出现在主人公曼娜的衣着描述上,在书名上更是多种多样,除了有《少女之心》、《曼娜回忆录》外,还有《梅茹回忆录》、《我和我的表哥》,不过,有些版本没有写书名,或者直接加上一个书套。

在2004年,曾经传出要出版《少女之心》的白士弘,从丹麦女记者叶凤英那里得到一个版本,关于这本《少女之心》的来历,书中介绍说是署名为“小思”的作者“我”在坐牢时所交待的材料,后来被传抄出来,最后被定名为《少女之心》,后来成了“文革”时期的“大毒草”。

不过,朱大可却认为少女之心不可能是“认罪书”,“从我的几十年的文学研究经验上看,它的文本并不像口供,《少女之心》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性。”“就这本书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级的色情文学,直截了当地描述性生活;但是在‘文革’当中,它有一个叛逆的进步性,它是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叛逆,也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,对禁锢的社会的一个挑战。”

摩罗曾经为白士弘的整理版本写序,“当时摩罗、余杰风头正盛,白士弘通过朋友就找到了摩罗,希望他能写序,在当时,摩罗的序能够直接地拉动销量。”周勍告诉记者,在序言中,摩罗高度称赞《少女之心》,认为《少女之心》立意不在渲染所谓黄色,而在表现性禁忌造成的荒谬以及给民众带来的精神伤害和人性扭曲。摩罗还因此猜测作者很可能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文化资源,就像张中晓、黄翔、赵一凡、北岛等人一样,是当时最有文化、最有思想的人。“这篇序在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,很多人认为对一部黄色小说评价过高,不靠谱。在《少女之心》的评价上,呈现出两极化的状况。”

但是,作者是谁,她为什么写这本书,对于双方而言仍然是一个颇为好奇的谜团。“如果当初我们找到了作者,也许是好事,也许未必是。”周勍读过《第二次握手》的两个版本,“手抄本《第二次握手》只有八千到一万字,但是张扬后来扩充到了几十万字,如果《少女之心》的作者还在,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扩充,但是,我可以肯定观众的兴趣已经不会太大,性的暧昧已经逐渐消除,我们甚至每天都能够在电视上见到裸露着身体的广告,以及无意中流露的性暗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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